2014年5月20日,埃及防暴警察在开罗大学与反政府示威人群对峙。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总结世界上国家转型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由于最近几年最大的教训来自于中东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对该地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访问学习,但学习的结果却让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结论是: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革命抱有深深的疑虑。
但是,为什么革命不一定有好结果,却有如此众多的革命发生?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革命不得不发生,是被前政府逼的。
一般来说,要发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维稳式的警察国家。第二,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已经养不起维稳机构(特别是警察),只好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长期的死寂,如同铁板一块,仿佛没有尽头,但突然间,铁板绷断了,让人们目瞪口呆。
这是一场脆断,使得人们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不仅让统治者狼狈下台,还害得社会陷入混乱,于是,整个社会为独裁政权做了陪葬。
我们可以从阿拉伯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这两个特征如何让一个国家陷入革命和混乱的。
突尼斯的脆断和拯救
时间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这一天,突尼斯Sidi Bouzid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 、26岁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这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惊天变局,革命爆发了。
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
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Bouazizi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Bouazizi没有这个证件,Hamdi按照规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是或许是因为嫌钱少,或许是为了秉公执法,Hamdi拒绝了他。
Hamdi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突,但不确定),随后Hamdi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Hamdi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Bouazizi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
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Bouazizi却连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杀了。这种自杀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
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如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突尼斯的政治结构说起。
在Bouazizi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Ben Ali已经执政了20多年(从1987年开始)。Ben Ali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问题出在Ben Ali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不过,按照Ben Ali的观点,到时候突尼斯就没有反对派了,因为社会发展得这么好,人人都为突尼斯的成就唱赞歌还唱不完。
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Ben Ali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这种以罚养警的做法,必然产生一定的操作空间。我之所以说“操作空间”,不说“腐败地带”,是因为警察可以不明着腐败,也照样获得灰色收入。
警察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缴钱的项目多。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将腐败所得变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几乎所有的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当然,直接腐败也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警察国家的确可以让警察“合法地获得非法收入”,甚至比腐败获得的还要容易还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
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超级稳定。
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断)。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
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在突尼斯革命后,幸运的是,Ben Ali虽然是个独裁者,在任时却给反对派留了一条生路,镇压而不灭绝。许多较为成熟的反对派虽然失声,却依然存在。另外,工商业和法律阶层也有较为独立的地位,所以,经过了革命后几年的混乱,在成熟反对派、工商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暂时稳定住了局面。不赶尽杀绝,这也算是Ben Ali对突尼斯的一个贡献。
在突尼斯之外的其他国家,则缺乏这样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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