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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看五四?
原创: 马勇 东方历史评论 微信公号:ohistory
时间过得太快了,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竟然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
一百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政治权力就经过了宪政架构的北洋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共产党的共和国。这还只是就大略而言,至于细节,仅194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前后就很不一样,读《人民日报》每年的“五四社论”或评论,就可以看出时代变迁对历史事件评价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五四呢?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是1840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中国政治的阴晴冷暖已不再是职业政治家的任意作为,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人合作与否,取决于知识人的态度。
就历史大势而言,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造就了一批新人。此后的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几乎一直受制于五四传统,也几乎一直操纵于那些所谓“五四新人”之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种种成就皆应导源于五四,而种种失误、种种罪孽也几乎莫不与五四有关。鉴于此,欲准确理解和把握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不能不对五四的功过是非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分梳,汲取其经验、教训,抛却其不足、失误,从而继承五四真精神,减轻新一代中国人心灵上的五四迷雾,超越五四,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更为美好的明天而举国努力,真正实现五四青年以鲜血、生命捍卫的崇高目标。
作为已经消逝的过去,五四精神与五四运动已成为往昔记忆、客观存在。然而由于五四之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五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总是纠葛在一起,人们不惟依据现实的需要着力宣扬五四精神的某一方面,而且甚至基于现实要求将五四运动本不存在的精神强加于五四。致使五四真相、精神越发模糊,使五四成为政治家和那些期望有朝一日成为职业政治家的人们手中的一块“敲门砖”、“避邪符”。
一百年过去了,五四亲历者和那些自诩为五四精神直接传承者的各色人等,已随着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而陆续作古。五四的符号象征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虽不能说已完全消失,但实际上则越来越弱。排除现实政治的干扰,系统、科学地分梳五四功过是非及意义、价值,虽不能说已具备充分条件,但毕竟有了某种可能。
当然,可能并不等于现实。五四之所以能在其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持续发挥作用,五四亲历者、五四精神传承者等人事因素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决不限于此。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五四不仅涉及了、影响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之社会公众,而且五四精神旨趣也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点上,它既关照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愿望,又辐射、触及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课题。因此,20世纪中国在其每一关键性变化时刻,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五四,期望从五四精神遗产中获取智慧资源。从大历史视角去看,只要中国还没有变为一个政治前景有稳定预期的一般性体制,那么五四影响力必将随时发酵、延续,五四和其他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一样,依然会成为中国政治变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慧资源之一。也因此之故,纪念五四,就要将五四置放于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置放于全球史背景中进行关照与考察。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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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选择
依照学术界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因山东问题-巴黎和会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及学生被捕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变化也相当复杂、明显。
但不论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使没有山东问题-巴黎和会的引发也迟早或以其他借口而爆发,因为在那之前一个世纪,中国不是以和平的、温和的方式进入世界,而是通过一系列战争强制性的、被动地进入世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适应,委屈、别扭,一直没有得到疏解、排解,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人必定要通过某一重大事变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思索中国进入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的意义。所以说,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便没有青岛问题,没有二十一条,没有巴黎和会,也一定会因某种机缘而发生。这是历史的宿命。
广义的五四运动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政治发展、学术流变的内在规律在起着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
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精神探索的继续和发展。易言之,五四运动虽直接启导于山东问题,但其思想背景却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失、彷徨、困惑的必然之果。
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政府鉴于维新运动失败、排外主义运动不可遏制,并最终诉诸于武力,致使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等一系列失败,深切感到清帝国政治统治岌岌可危,于是在1901年初,当慈禧太后、光绪帝以及所谓“行在”尚驻跸西安的时候,就郑重其事宣布“预约变法”,以期以有限度的政治变革重新认同被中断的维新路径,以新政消弭社会的普遍反抗,以尽量与世界一致换取列强重新信任。从后来新政实际举措看,清政府虽然竭力贬低、排斥康有为、梁启超在过去几年在政治变革、社会进步中的贡献,以为康梁的变法是假变法真谋私,而此时重新开启的新政才是真改革。不管这种说法有多少问题,但从思想本源来说,清帝国最高统治层毕竟真正第一次认同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认同中国的进步之关键不是继续如何保持中学之体,也不是学来多少西学之用,而是中国能否与世界一致,同步共振,环球同此凉热。
平心而论,清政府对待这次新政的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1901,特别是1903年之后,清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订刑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堂、废除科举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妇女放足等。然而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清政府这次新政终于失败,到了1904、1905年实际上已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正如1905年7月一份上谕所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承办者不力固然是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决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此次新政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它不仅没有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兴趣,君民齐心,共渡时艰,反而引起一些汉人士大夫对清政府的厌恶以及对满洲人的仇视。这些士大夫普遍相信,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的危局已经六十多年了,即便从1895年算起,维新的说辞也已经有十个年头了。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入改革疲劳症,汉人士大夫面对清帝国裹足不前,左右摇摆,早就出现了审美疲劳,孙中山十年前不信任满洲人的言辞,渐渐引起更多汉人士大夫的深思、认同。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是将满洲人建立的异族政权彻底推翻,然后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用章太炎的话说:“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去,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
章太炎的这种激进政治主张虽然不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因为当时尚有另外一些汉人士大夫对清政府新政寄予无限期望,幻想清政府能汲取戊戌教训,通过君主立宪为中国未来开辟一条生路。但章太炎以及他的同志对满洲人的不信任无疑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加重了清政府新政的难度,也使中国人在世纪初遂陷入严重的精神困惑之中。
鉴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清政府以及同情清政府的士大夫,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确立立宪政体,以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取信于民,换取民众特别是知识人的支持。否则,“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 于是,君主立宪的呼声日高一日。
1904年5月,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广总督魏光焘代撰了《拟请立宪奏稿》,随后又致信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袁能效法日本伊藤博文,利用在清廷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督促清廷早日立宪。他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 与此同时,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也以变更国体为请,他强调:“近年中国民志大开,凡有血气者,无不痛国势之衰微,愤外侮之凭陵,昌言改革,莫之能遏。宝琦窃维倡论自下,恐为自上祸之阶,决之上,乃为政治之本。”他恳请清廷认清形势,当即立断,“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存邦本。” 借用一段形象的文字说,1904年的中国,“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注,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急起而为之所也!” 似乎不立宪中国必亡,只有立宪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立宪的呼声与行动在二十世纪初年甚嚣尘上,最得人心,知识人无不相信立宪政治优于君主专制,这不仅有甲午战争所证实,而且不出十年,又被日俄战争再度证明。宪政国家日本用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亚洲、欧洲两个大帝国,而且赢得那么干脆、那么利索。事实面前人们不能不默然自省,不能不承认立宪政治的意义、威力。但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当君主的权利可以超越法律之外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必将借助于君主的权力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服务。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给君主专制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从而使君主专制集团对任何反抗与不满都能从容不迫地对付之。当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后,一直满怀期待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宪党人迅即失望,责任内阁演变成了皇族内阁、权贵内阁,看来在分权以及权力监督问题上,清帝国的统治者在内心深处依然不甘心、不死心,也不放心。满洲权贵在权力独占还是权力分享上,迅即撕下虚伪的面纱,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贪婪。下面的这份文件便可说明清廷当权者此时的心态:“都察院代奏,直省谘议局议员呈请另行组织内阁一摺。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秉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钦此。”
君主立宪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这一主张既反映了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困惑,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理论误区。它不仅挽救不了清帝国进入历史的命运,而且给此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深远而又恶劣的影响。
当君主立宪运动紧锣密鼓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这一主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蔑视清政府的立宪运动,而坚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释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坚信中国只要参照三民主义的方略便能解决所有问题,既可顺利完成政治革命,又可避免欧美诸国于政治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美于欧美,犹不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此瞠乎后也。”
很难说孙中山的设想是一种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事实上孙中山手创的中华民国也恰恰仅仅完成了政治革命,赶跑了皇帝。中华民国在其最初的年代里似乎仅有一块好听的招牌,其他方面则依然故我。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空虚与迷惘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似乎比辛亥革命之前更加混乱。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人们毕竟尚没有看到革命后的清醒,总觉得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别有一番新气象。
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而苦苦思索的问题。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起。
鲁迅的思考反映了当时国人精神迷失的实际状况,对辛亥革命的实际后果的严重不满正是五四运动得以爆发的直接思想背景。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迷惘、困惑,新一代知识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批判性地对待辛亥革命发起者的精神遗产,以期通过新的思维路向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寻求一济灵丹妙药。他们苦思寻求的结果,正如多年后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定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无需否认,农民是中国社会较为落后、较为分散、较为不开化的阶级,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既然取决于农民群众的参与与否,那么又势必存在着一个如何引导农民的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新一代知识人,亦即五四新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应当对农民进行改造,以现代观念革除农民的劣根性 ,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改革国民性”。鲁迅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清醒。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旧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恭贺,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鸦片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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