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泽厚:当年新左派提出中国走自己的路,我非常赞成,但十来年他们要走的自己的路是照搬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又和新儒家、新国学结盟,高唱民族主义等,我就非常不赞成了。
易中天:有人还把我划进新国学,我到处声明我可不是,我是被强行划进去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还以为说你国学是抬举你。
李泽厚:有人还把我划进去呢。什么是国学?我的著作中从来不用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本身不清楚。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很不好。
易中天:现在要是有人提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
李泽厚:均贫富、倡平等、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的民粹主义和儒学最优、传统万岁、“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相结合,其中包括新老左派、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合流,假如变成主导的意识形态,便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
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
!
易中天:先生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完全同意,举双手赞成。我也反对讲“国学”,反对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更反对定儒学为“国教”。中国道路,不是这么走的。但我感觉先生好像有点冤枉了自由主义,自由派也不都认为现代化之路就是美国之路。
李泽厚:同一个派别,人与人也不一样。必须具体人物具体对待,对自由派、新左派、国学派都应该这样,这里篇幅不够只好笼统而言之。
易中天:先生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人权”,那么请问先生主张“什么人权”?
李泽厚:“天赋人权”理论上是错误的,但现实中是有用的,作为策略可以讲,对人权有好处。
易中天:但如果我们想彻底一点,策略上可以讲,理论上也可以用,有没有替换的提法?
李泽厚:当然有,我一直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权,这个人权不是天车模侨死嗬贩⒄沟揭欢ń锥伪匦胍械摹
易中天:可不可以说“人赋人权”?
李泽厚:当然可以。
易中天:那到底是“人赋人权”,还是“法定人权”?
李泽厚:这只是词的问题。
易中天:不,还是要分清楚。
李泽厚:我主张法治,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我不同意王元化他们提出“新启蒙”,因为现在不是要再煽起来一个启蒙性的群众运动,而是要把人权切实落实到制度上,也就是法治。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我一直强调法治,例如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等等。
我看到一个材料,一个管政法的书记,最近竟然说,“那些法律条条不要管它”。这种思想是有来历的,1954年第一部宪法通过,到1958年,就有高层领导直接讲“不要什么刑法、民法,我们开会就是法律”,“法律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所以,现在讲人权、讲民主,主要是要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的规范条例,并且坚决执行。我讲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要鼓励舆论监督,第三要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现在的大学教授很多都在搞假大空的项目课题,以获取经费,这不能责怪教授,是体制造成的。反倒是好些媒体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推动,所以我看重媒体。
=======================
易中天:这也是我十几年来想的一个问题。从大学学术量化管理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定走一条自己的路。我不要填那些表格,我不想说自己不想说的话,我不想写自己不想写的字,也不想申请什么别人规定的“课题”。
李泽厚:但没有多少人能像你这样冲出来,不容易。
易中天:不管是谁,也都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啊!所以,我还是坚持十年前的那句话: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人格独立,就没有思想独立。
李泽厚:也有人辛辛苦苦地在做学问,坐冷板凳,不管东南西北风,却非常清贫。
易中天:这样的人我很敬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正所谓“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何”?何况清贫也不等于一文不名,基本的生活总要有保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还可以“种豆南山下”。一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餐餐饭都要靠别人施舍,想到庙里挂单都不行,有几个人能不被收买?人,总有扛不住的时候,除非下定决心饿死在首阳山。可是,就算你自己扛得住,老婆孩子呢?要不要管?
李泽厚:所以,现在应提出“重建象牙之塔”,这也要有巨大资金保证才行。
易中天:重建象牙之塔,十分必要。巨大资金保证,也很重要。但关键是“象牙塔”里的人,不能有“后顾之忧”,更不能“卖论求资”,靠出卖观点去获得“资金保证”。所以我强调“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不等于“富可敌国”,只不过是“不必看人脸色”。这跟“安贫乐道”不矛盾。一个人再清贫,只要那为数不多的钱是自己的,照样可以保持“人格独立”。
[ 本帖最后由 ylx789 于 2010-9-20 11:44 编辑 ] |
|